【没关系】（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9月11日，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害，很多人死亡，飞机向总统府投掷炸弹，在我的家里，有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总统府火光冲天。
9月13日是我的生日，爸爸送给我一把吉他。那时，我想成为歌手。我喜欢电视上的音乐节目，也曾留过长发，和街区的朋友们一起在角落里唱歌，我们曾想成立一个乐队，在学校的庆典上演出。
但是我从来没有弹过吉他，因为我生日那天，我们搬到了我当护士的姨妈家里，敌人到处搜捕我的爸爸，想把他关到监狱里。后来，姨妈被医院解雇了，因此爸爸写信给姨妈，让她卖掉吉他，那时智利的很多人都丢了饭碗，而且物价很高。
我还从来没有弹过那把吉他，他们就把它卖掉了，可是我却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想成为歌手了。
现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学校里的老师说我很有天赋，尽管我还不太会用德语写作。当然了，我知道这一切是可以补救的，当年我和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小弟弟来到德国的时候，我们连一句德语都不会讲。
尽管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歌德，但我的德语已经足以自保了。另外，我还有了个德国女友。她叫埃迪特，三个月前，我们就开始天天见面。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下课之后，我便去找她，我最喜欢和她单独呆在家里，不断地拥抱亲吻，直至满脸通红。
每到星期六，我便来到奥林匹亚体育场观看赫塔队的比赛，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团体运动。我最喜欢的球员是科斯特德斯。遗憾的是赫塔将他卖出了。看到他淘气地冲锋陷阵，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名叫卡斯泽利的智利球员，当时他效力于科洛-科洛队，是人民团结阵线的一员，现在刚刚在西班牙获得成功。另外，我对克林曼的守门员也非常感兴趣，他使我相起另一位智利球员，绰号“当关铁汉”的埃利亚斯·费格洛阿。
每当赫塔队获胜的时候，我都很高兴，而赫塔队输掉比赛的时候，我便很沮丧，但是我可不是那种穿着赫塔队球衣，带着旗子和喇叭来看比赛的球迷。我们全家都喜欢赫塔。爸爸坚信，像智利军政府那样的政府很快就会倒台，因为没有人喜欢它，那里的人民也在遭受苦难。
在学校里，我的班上以前没人知道智利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很多人笑了，因为他们简直不能相信居然有如此“瘦削”的国家。在地图上，它看起来的确像根面条。他们问我那里能装多少人，我告诉他们装了一千万，他们竟然认为我在开玩笑。
我告诉他们智利的国家体育场比这里的奥林匹亚体育场要大得多，1962年的世界杯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一年巴西获得了冠军，亚军是捷克斯洛伐克，智利获得了第三名。他们不知道就是在那块体育场上，军人们抓走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块体育场上，他们杀死了拉法埃尔叔叔，他是一位教师，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到处宣扬，因为我不想看到别人难过。现在，巴西队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阿根廷队取代了它的地位。我向我那些还在智利的朋友们邮寄迈尔和贝肯鲍尔的照片。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习惯。我爸爸妈妈没有工作，我的小弟弟因为水土不服一个劲儿地发高烧，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位曾经去过智利的德国朋友的房子里。我妈妈承受的痛苦最多，因为在智利，我们拥有一间位天努诺阿的带庭院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房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对于我来说，最烦心的莫过于我那个懂一丁点儿德语的小弟弟。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得不给他翻译，这样我就听不到演员说的话了，可是我的弟弟还在烦我，让我解释给他听，我忍无可忍，打了他一下，他就大哭了起来，我妈妈把我打了一顿，她大发雷霆，指责我爸爸。老家伙刚从外面找工作回来，累坏了。妈妈说她不想继续这样了，她要回智利，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我爸爸没有吃饭就睡觉了。
德国的冬天天黑得很早。12月，在我和埃迪特放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太阳了。我们更喜欢这样。我们总是找得到昏暗的角落，亲热一番。智利的夜晚很短，鸟儿比柏林多，有一座终年积雪的美丽山脉，虫子多，野狗多，苍蝇也多。在柏林，几乎见不到苍蝇。柏林人很讲卫生。
我是家里第一个学会德语的人，每次电话铃声响起，我爸爸总是让我接听。我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便会任铃声响下去，他们不好意思接听电话。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就会骂我，因为电话响的时候，我竟然不在家。
现在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任电话响个不停，但是头几个月我们指望着电话给我们饭吃。结果我爸妈找到了一份教西班牙语的工作，是特别的课程。由于他们过去都是教师，所以教书并不费什么力气。我在记事本上记下学生的地址和他们要教课的日期。
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找到弟弟，和他一起倚着墙，吃三明治，晒太阳。那是我的另一面：世界上最好的晒太阳者。也许是因为我感冒了，冻得要死吧。在智利的时候，他们叫我“四脚蜥蜴”。我和阳光，才是知心密友。
德国的学校里课间不发奶，因为孩子们在家里吃得很好。智利有很多儿童饿死了，阿连德上台以后，颁布命令，所有的孩子每天都可以得到半升奶，这个命令很不错，因为再没有人饿死了。这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赤贫”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用纸板和铁皮建造的房子。他们不相信刮风下雨的时候，穷人们就会钻进那里面躲避。另外，智利经常发生地震。这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地震。有一天，亨宁、卡尔、彼得和我来到库达姆电影院看一部叫做《地震》的电影，当影院开始晃动的时候，他们三个大笑不已，而我却感到伤心，因为我想起了智利。我告诉爸爸我很难过，他打了我。他说我居然会怀念地震，这简直太傻了，远离智利惟一的好处就是不必再受地震之苦，而现在，我却跑来和他说了这么一堆蠢话。
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傻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谈恋爱了。也许他们有道理，因为我总是靠着墙躺着，一边晒太阳，一边想着埃迪特。我想象着再见到她时该和她说些什么，希望自己能够流利地用德语说出。我很注意词典上的说法。我应该对埃迪特说点儿甜言蜜语，因为她是那样美丽，如果我什么也不说的话，我想总有一天别人会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
在这里，那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总是喜欢把下等人的女友据为己有。他们带她们参加盛典，和她们讲上流社会的轶事，那些傻女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就像电影中的女演员一样。我很注意那些出入于健身房的少爷们和女孩说话时的动作。
例如，我发觉和她们说话的时候，那些少爷像柱子一样，站得笔直。相反，当我们和她们说话的时候，身子好像在刺激我们，我们总是动来动去的。最近，我对电影中的男演员深有研究，他们正因为这样而成为了电影演员。我不丑陋，也不英俊。埃迪特对我比较满意，这点我很同意：我对自己也比较满意。她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罗伯特·米特查姆，千万不要告诉我他长得很英俊。
我认为那些哲学家说得很对，爱情不仅仅与身体有关。在智利的时候，有一位被称为“大肚子奥索里奥”的同志，他可不是胖那么一点点。创优非常非常胖。别人都叫他“胖子”。他的女友叫玛丽娅，她是我14岁时见过的最富有的女人，包括那些我在电影、电视和戏剧中看到的女人。我问爸爸“胖子”现在怎么样了，爸爸边查着词典，读着报纸，边告诉我他现在参加了抵抗组织。这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是“胖子”的崇拜者。他的真名叫胡安·卡洛斯·奥索里奥。
我说过我和我爸爸和关系不错，因为每当我问起某个叔叔，他就会告诉我他被捕了，遇害了，还是逃到加拿大、罗马尼亚，或者非洲什么国家去了。我问爸爸像奥索里奥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参加地下组织呢？因为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奥索里奥。一个胖子没有什么好办法潜伏下去。我爸爸对我说如果我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就把我痛打一顿。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我的爸爸热切甚至激动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教育。
我的爸爸每天去教西班牙语，因而，他几乎一点德语都不会，每当电视中播报拉丁美洲新闻的时候，他总是把我叫过来让我替他翻译。智利的消息总是不好，我爸爸认识了电视上的所有新闻播报员。他费力地听着“今天”和“每日新闻”。爸爸没有意识到，到了皮诺切特倒台的那天，全世界的智利人都会欢欣鼓舞。我相信，除了皮诺切特的家人，没有人会对他的倒台感到悲伤。我想，如果他被关进监狱，根本没会有人去看他。没有人会到监狱去看望他，连修女都不会，我是这样想的。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连柏林的烟屁股都不如。更有甚者，他们把我和弟弟送到了街区的学校里。每天早上他们冲着我们说“Guten Morgen”[德语，早上好。]的时候，我感到他们正在把我的母亲从我身边拉开。那些男孩子很不错，总是靠近我们问长问短，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像火鸡一样傻笑。
我是在课间踢球的时候学会的德语。我踢中后卫，我下了苦功，甚至学了很多不同的词语：倒霉蛋，混蛋，驴蹄子。我看着跌倒的前锋，张开双臂，大声喊：“没关系。”我经常说这句话。这样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没关系”。到现在一些人看到我，还会那样地张开双臂，朝着我说“没关系”。
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些日子过得挺好，那你们就错了。每当我回到家，总能看到妈妈在哭泣。她可不是因为切洋葱而流泪。智利的来信好像打开了水闸。我宁愿妈妈哭泣，因为爸爸从来不哭，但是却使劲地抠着家具，要是我们在他眼前，他就会随便打我们几下。他和妈妈总是争吵。她说想回智利，她应该和同志们一起剥蒜。但是，不久妈妈便意识到自己太多愁善感了，现在没有一封智利的来信里面不写着哪位同志牺牲了，或者被捕了。我习惯于周六的早晨打开信箱，如果有信，到星期一我才交给爸爸妈妈。这样，至少在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必难过了。老爸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踹我一脚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得并不好。
最先和我做朋友的是希腊人。他们也是两兄弟，和我同龄。当然，他们的姓名很奇怪。他们姓库米德斯，大的叫荷马，小的叫苏格拉底。他们的德语讲得不错，因为他们已经在德国呆了五年多了。我们认识的那天，我正一边削着铅笔，一边靠着墙晒太阳。他们用西班牙语对我说：“你好，同志！”。这是他们会的惟一一句西班牙语，但是他们和我的关系很好，直到不久以前，他们回了希腊。那天，荷马走近我，举起左手的一根手指，对我说：“皮诺切特，”接着又举起右手的手指，对我说，“伊奥安尼德斯，”然后，他把手横放在咽喉处，做出砍头的动作，说，“将来一起完蛋。”我说：“我们必胜。”荷马和苏格拉底是我最早的好朋友。他们带我去他们家里，教我品尝美酒，教我跳“索瓦”舞，最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说德语。
一天，在库米德斯先生家里，老先生让我们穿戴整齐，带我们去剧院。我们去了。当然了，那并不是什么剧院，而是科技大学内看似剧院的礼堂而已。很多人向募捐箱里捐钱。荷马告诉我所有的钱都将用来帮助希腊人民。我们两个凑了一马克，也放进捐款箱里。然后，一位歌手走了出来，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演唱，乐队演奏的乐器我都不认识，不过有一个小件乐器看上去很像五弦琴。
我们也有很出色的乐队。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奇兰帕约、因蒂·伊里玛尼和“美洲解放”乐队。但是我们和希腊人有很大的区别，当歌手开始演唱的时候，他们全场起立，手握拳头，随着乐曲一起歌唱，直到演出结束。而且他们一直在流泪。荷马也在哭。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库米德斯，我觉得他距离我差不多有两米远，一把将我举起，紧紧地抓着我，对我说：“我们必胜。”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埃迪特那么要好，我一定会跟荷马以及苏格拉底去希腊的。
一天，我起得很早，准备上学，看到爸爸在厨房里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听着新闻。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说话，我自己做了个果酱面包，和他一起收听广播。节目结束的时候，我爸爸几乎不能喘气了。“你听懂了什么？”他问我。“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我说。“你的耳朵洗干净了吗？”“是的，爸爸，”我说。“那你知道广播里面说什么吗？”“我刚才说过了，爸爸，希腊的法西斯政权倒台了。”
我爸爸慢慢地晃着脑袋，慢慢地啜饮着咖啡，连点渣子都没有剩。我没有动。我的爸爸很焦躁不安。我甚至担心他会猝死。五分钟之后，他从杯子上面回过神来，对我说：“你在干吗？还不快过来和你爸爸一起庆贺？”我几乎死了过去。我走了过去，爸爸紧紧搂着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全弄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紧紧帖在他的胸口。后来，他对我说：“好了，去学校看你的朋友吧。别在厨房傻站着，你上学要晚了。”
我穿上阿迪达斯（贝肯鲍尔穿的也是这个牌子），飞也似地奔向学校。我正好赶到，但是荷马不在班上。我告诉埃迪特希腊独裁者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她睁大了眼睛，指甲嵌进了嘴唇，我很喜欢看太阳照耀在她嬉皮士一般的鬈发上。我喜欢称呼埃迪特“小鬈毛”。
苏格拉底也不在操场上。数学课上，我根本不能专心听讲，快11点5分，我来到库米德斯一家在威克莱夫大街的住所，门完全敞开着，我一眼便看到房子已经空了，两个我不认识的家伙躺在地板上睡觉。
我穿过走廊，来到卧室前面，慢慢地敲门。“请进。”这是库米德斯先生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而又有力，就像他的八字胡一样。我爸爸的八字胡也很张扬，但是他的声音不是这样沙哑。我发现德国人不喜欢留八字胡。老库米德斯光溜溜地躺在床上，在他的右边，睡着光溜溜的荷马，他的左边，同样赤裸身子的苏格拉底下准备穿衣服。库米德斯太太正对镜梳妆，她穿着沙滩装，不过她正要穿衣服，所以沙滩装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
库米德斯夫人的鼻子有点大，但是当别人和她讲话的时候，她总是盯着对方的眼睛，好像那个家伙是全柏林最聪明的人一样。我是库米德斯太太的狂热的崇拜者，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是荷马和苏格拉底的母亲的缘故。
突然之间，我发现墙上全空了，地上的箱子也装满了。我迷惑不解，然后便恍然大悟。库米德斯夫妇看出来我知道了一切。库米德斯太太温柔的时候，就会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一种大狗般深情的目光。他们两个看着我，好像一对新婚夫妇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而我就是那诗一般的地平线。
“你知道了？”他问我，他的声音轻缓而又低沉，似乎不想吵醒两个孩子。
我点点头，紧紧地咬着牙齿，我使劲地握着左拳，举起，在空中摇动，好像击打着天空。他举起了拳头，但是没有摇动，他的脖子涨红了，在八字胡下面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我想要是有人这个时候进来，看到我们两个高举着拳头，看到穿着晨衣的库米德斯太太和打着呼噜的荷马和苏格拉底，一定会把我们送到疯人院的。
当天晚上，库米德斯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去吃饭。我的父母接受了邀请，因为我们家里缺很多东西，而库米德斯夫妇说我们可以带走看中的东西，尽管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说谎。不过，墙上挂着库米德斯太太亲手做的漂亮的织物，而且荷马把他的那件有衬里的厚外衣送给我了。他告诉我在希腊用不着冬天穿的衣服。
第二天，在机场，就在广播登机的那一刻，他把外衣交给了我。我做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演说，替他向教师告别。这个月，我妈妈正打算再给我弄件外套，因为我一下子长了很多。从荷马自雅典寄来的照片看，荷马应该比我高。他们热情邀请我暑假去希腊，我想我会去的，因为坦白地说，我正在打工。上完课，我要在街区的阿尔布莱希特工作两个小时，收拾纸盒子，清扫到处乱扔的垃圾。
当然了，我还没有变成洛克菲勒，因为我的父母和那个一天要生吞三本连环画杂志的弟弟都要用钱，而且我还要带埃迪特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攒了三百马克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份，我将攒更多的钱，这样就付得起去希腊的往返机票了。他们说那里的松香葡萄酒比我们街区上卖的便宜得多。
现在我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我总是绕着弯子，挑高兴的事儿和他们说。但是有一阵儿，我是全柏林最惨的小孩儿。我不好意思讲出这些事儿。我不喜欢称自己是“小孩儿”，因为我爸爸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情况会很严峻，我们必须表现得像男人。我们不能沿街乞讨，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德国人对我们的同情比军舰还要强大，但是我们得用自己的指甲刺痛自己。德国人捐的钱必须帮助那些还在国内的同志。我们在这边花的每一个比索都会使法西斯的统治延长一天。我的爸爸说他真希望我们成为男人，而且不要卷入麻烦中。我们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这里，一旦惹事，就会被驱逐出境。我爸爸是一个做这类演讲的专家。有一个星期，我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我们就像幽灵一样爬上五楼的寓所，生怕老妇人们抱怨。有六个月，我们连点肉星都没见到，更不用说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香肠了。
另外，当时是冬天。我走在动物园，寻找着一点点的阳光。柏林的阳光是惟一便宜的东西，但是经常缺乏。等我学会了一点德语单词，便穿过动物园，走进地铁站，或者经过动物园，然后在库达姆大街上徘徊。我的身上连一个比索都没有，衣兜像士兵的衬衫一样被熨得很平整。如果别人推搡我的话，我身上绝对不会发出硬币的响声。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那时不但是柏林最惨的孩子，而且是全欧洲最惨的孩子，因为如果我只是柏林最惨的孩子，我就不会和别人说了。我很悲惨，身上连一个芬尼都没有，真想大哭一场。
天很冷的时候，我躲在卡德威[柏林最著名的一家超市，位于库达姆街]的六层，那里不错。总有些女人在食品专柜发放试吃品，我吃了这样，又换那样。一块奶酪，一块面包，然后一块巧克力，一小杯葡萄酒。一只煮过的大虾。如果一个人走个来回，午饭就解决了。我没有饿死。现在爸爸妈妈有了工作，我们甚至不时能吃上油醋拌碎肉，但是在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是家里惟一一个脸色没有变苍白的人。一天，正当他们在家里抱怨饥饿、寒冷、痛苦和法西斯的时候，我对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卡德威的六层吃午饭呢？当时，我爸爸打了我一巴掌，因为我所说的纯属蠢话，但是有一天，为了办理流亡手续，我们在纽伦堡进行体检，我父亲说他觉得挨饿很丢脸，因为他们居然拿他的血去化验，卡德威怎么样？既然我们已经在这儿了，不如过去看看吧。
那天，我和爸爸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个小时，特别是，爸爸还喝了一点酒。他品尝了三种阿尔萨西亚酒，吹着探戈小曲离开了那里。他说我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但是千万不要惹事生非。他说我要注意两件事情：盗窃和吸大麻。这里的人喜欢这两种运动。我父亲说这两件蠢事中无论哪件都足以把我们驱逐出境。他很高兴，但是他更高兴发表演说。我想我爸爸迟早都会成为议员的。
老家伙没有告诉我可能发生更可怕的事情。这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成为了柏林最气愤的人。
我常去约奇姆斯泰勒的杂志店。这里生意不错，总是有外国的报纸、画报和体育杂志。我花很多时间看杂志，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杂志店里面很暖和，我并没有读那些杂志，但我很喜欢看漫画。在商店的里面，有种叫做《情色问题》的杂志。有时候，我躲藏在那里，但是店主总是把我赶出去。
另外，我也不再需要看那些女人图片，而是想方设法和女孩交往。因为我开始长胡子了，并希望有一天自己会拥有爸爸或者库米德斯先生那样的八字胡。我总是梦见女孩儿，梦想着和她们聊天，而她们则微笑地听我说话。我想着从《年轻人的爱》杂志上学到的德语对话。。
我不再看那些杂志了，因为我成为便携式收音机的爱好者。这是台日本制造的小型收音机，老家伙把它拿回家听新闻。它可以插到耳朵里面听，只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知道了所有最流行的旋律。我耳朵里面插着耳机，在库达姆大街散步，每听到一个生词，便翻开字典，不断地重复，直到记熟为止。不到一个月，我就完全知晓了这部人类愚蠢的作品。
现在，我发觉根本不需要唱那种愚蠢的歌曲就能获得女孩儿的芳心。我估计我是从那些杂志上得出的结论，因为杂志上，那些通俗歌星总是和最漂亮的女孩儿一起照相。后来，我发现其实连话都不用说。因为我是全柏林知道歌曲最多的人。
我曾希望电视台举办一场比赛，他们只要弹出曲子的前奏，我就能立刻说出歌曲的名字，赢很多马克，在学校里，人人崇拜我。如果你们看到我背着书包，耳朵里插着耳机，拿着字典和笔记本，肯定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当然了，万事都有好的一面。我喜欢听流行音乐，因此来到乌兰德之前，我总是先钻进库达姆大街的“电子音乐”唱片店。我指着封面，让他们放给我听。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认识了苏菲娅。
现在，我和“小鬈毛”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才发觉我从来没有爱过苏菲娅。她差不多比我大五岁，她并不是什么夏洛滕堡的选美皇后，但她却是第一个和我发生故事的女人。见到她的那刻，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苏菲娅有着全城最激动人心的职业。她招待我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小无赖，我们成天呆在“电子音乐”里面，吞掉了几千公里的莱安德罗小姐、马修小姐，还有著名学者型歌手乌多·于尔根斯出的歌带。
苏菲娅比我大，但是个头和我差不多。她的脸很小，像兔子脸一样，她的眼睛很大，如同石油一样黝黑沉重的假睫毛每时每刻都在忽闪着。苏菲娅的睫毛绝对是假的，但是她的目光却非常真诚。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售货员，比那些每周六在“海蒂”[柏林的一家连锁商店]门口卖《真理》杂志的人好得多。
首先，人们会对她说，把哲学家乌多·于尔根斯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放给我们听听。她微笑着，湖水一般湛蓝的眼睛看着别人，然后，她会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我最喜欢的唱片。”实际上，她卖每张唱片时都这么说。
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从不买唱片。我很随意，因为我知道她开始高兴地看到我每天插着耳机得意洋洋地坐在桌子前，然后，放上唱片，手掌交叠，听着音乐响起。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伴随着翻译的歌词，她看着别人，好像对他唱歌。我想我疯狂地爱上了苏菲娅，她去招待其他人的时候，我盯着她的胸脯，恨不得咬一口。她知道世界上所有歌曲的歌词。我想是上帝赐给了苏菲娅·布劳恩这份职业。她是完美的售货员。
我再也没去过杂志店，原因大家都清楚。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向她表现我除了音乐之外的其他兴趣。后来，在一节历史课上，我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我来到“电子音乐”，坐在桌角，背着沉重的书包，弓着腰。我撑着下巴，等她过来招待我。
她走过来了，挺着胸脯，目光深邃，短短的头发遮住了她娇嫩的脸庞。“你想听什么？”她问我。我一下子鼓起勇气，看着她那深邃的湖泊，那里飞出了海鸥、鱼、跳动的大腿，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看着她，几乎没让她呼吸。她歪了歪脖子，扬起眉毛：“你想听什么？”
仿佛是祖国给了我勇气，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我对她说：“我不想听唱片。我想听你给我唱。”我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了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我觉得在这一刻大地裂开了，它把我永远地吞噬掉；仿佛我的父母来到这里，封了唱片店。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使她察觉不出我在颤抖。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红色的东西：玫瑰、鲜血和番茄。好吧，忘了所有这一切，想像一下苏菲娅·布劳恩的脸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苏菲娅成了我的女朋友。她像圣女贞德一样熊熊燃烧，她越是脸红，我越是冷静。我觉得自己就像超级巨星。我温柔地拉着她的手，轻吻着她的嘴唇。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推了推我的脸，但是好像并不是在推，而是轻轻地抚摸我一样。“傻瓜，”她对我说。然后，她用一块抹布擦着桌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擦拭这没有半点灰尘的桌子。
总之，我在柏林过得很艰难。不过我从来没有偷过一块口香糖，也没有尝试过大麻，但是，因为苏菲娅，我卷入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麻烦之中。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库米德斯一家，一天，我坦白地谈起了苏菲娅，向他们讲述了我和你们讲的那些话。我知道荷马已经和女孩有了交往，我告诉他我想迷途知返，但是找不到出路。我认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荷马总是一边躺在库米德斯先生的床上吞云吐雾，一边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思考，并且展示一种他称之为“逻辑”的希腊讲话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会死。”他总是这样说三句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边举例：“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爱情。苏菲娅是女人，那么苏菲娅需要爱情。”又说：“所有的男人需要爱情。你是男人，那么你需要爱情。”他越说越快，每次只要说点东西，便会问我：“对吗？”当然了，我找不出他任何的毛病。如果荷马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对学习感到厌倦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是位乐观的哲学家。他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爱。你和苏菲娅是男人和女人。那么你和苏菲娅需要相爱。”荷马总是对的。我很相信他。我从来不和他争论。
一天晚上，苏菲娅陪我去乌尔斯的家，因为那时候正是智利军事政变一周年，我们疯狂地画着宣传品，准备将在萨威格尼广场举行的游行。爸爸妈妈让我参加了绘画组，而他们忙着搞其他的活动，而老年妇女们正在做智利的工艺品，然后卖掉。到9月份的时候，已经攒了三万马克。我不是毕加索，但是在苏菲娅的帮助下，我一直画到了凌晨2点。
这一切和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参加的支持阿连德的活动类似，当时连公共汽车都参加了游行。我们回家的时候，地铁都用铁链锁上了。我们边抽烟边嚼着奶糖，我搂着苏菲娅的腰，上帝好像不喜欢手指，所以才赐给我，而我用它们抚摸着她的腰身。苏菲娅和我差不多高，在夜晚的街道上，我们一起走着，看上去如此般配。
其实，相对于我的年龄，我的身材算很高了，尽管我妈妈说我嘴里总是叼着烟头，肯定不会长高了。我们走到苏菲娅家附近的街区，这时，我拿出一根我以前说过的罗托·托托牌香烟。在演奏厅的门口，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流氓喝着啤酒，相互扭打着。最不擅飞翔的鸟儿是猛禽。柏林有很多人喜欢像小鸟一样唱歌，抽那么几口大麻，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圣女的白鸽或者迈克·塞约·阿里奥拉。他们差不多和我一般大，在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他们靠近我们，其中的两个开始唱“拉——拉——拉拉”，这是婚礼进行曲。有的时候，当我和小无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开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我最好若无其事地经过。而且，爸爸的苦心劝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样我搂紧苏菲娅，想走过去，表现得好像连猫叫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是我们没法过去，因为那四个小无赖走近我们，往我嘴里灌了一罐啤酒，推了我一下，眼看就要抓住苏菲娅的手了。此外，有一个人认识苏菲娅，因为他说：“你好，苏菲娅。”
他们一边喊着为了情侣而干杯，一边逼我们喝酒。他们还想往苏菲娅的嘴里灌酒。我和他们说不，谢谢了，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很累了。这是我在柏林想出的最糟糕的主意。因为首先让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口音，其次，因为如果我在晚上这个时间感到疲惫，而且是在苏菲娅的陪伴之下，这就是说我想和她一起上床。这样，一个叫汉斯的家伙一边看着苏菲娅一边问我苏菲娅在床上怎么样。他走了过来，手插在大衣下的口袋里。
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是柏林最容易头脑发热的人。我感到血在沸腾。因为我的血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诱惑我踢出中后卫的一脚。只不过不是在踢球，而是轻轻地踢了他两脚。汉斯倒在了地上，我简直要疯了。
“我们走，”我对苏菲娅说，她拉着我的胳膊，而那著名的汉斯，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的，躺在了地上，一只手向下，另一只手向上，一声不吭，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一样。另外三个人呆站着，好像前锋越位之后，后卫等待裁判判罚进球无效一样。他们站着，不过和地上躺着的那个一样安静。
总之，那天晚上苏菲娅不让我回家，她认为他们就在楼下等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们摸索着走到窗边，稍微拉开一点窗帘，看着街道。他们四个在那里。那个被我踢的家伙还在躺着，其他三个想扶他起来，但是没有用。
我感觉到身边苏菲娅沉重的呼吸，发觉自己流了很多汗。我们坐在一只吱吱作响的旧沙发上，几乎不敢呼吸，因为苏菲娅害怕吵醒她的妈妈。差不多有一小时，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煤炉里面的火光。后来，我握着她的手，我们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有时会松开，然后又紧扣在一起。她开始啜泣，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总是这样：当别人哭泣的时候，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问她为什么哭泣。她说她很害怕。她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到。我再次探出头，街上已经没有人了。风很大，落叶随风飞舞。
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厨房召开全体会议。他们隆重地迎接我，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特别是那天阳光灿烂，而且由于我们从来没有买窗帘，所有的一切都闪闪发亮，玻璃也好像冒出了火花。
我弟弟像老鼠一样缩着身子，鼻子恨不得浸到牛奶里。“你去哪儿了？”老家伙冲着我喊。妈妈看着地板，手拉着起床穿的晨衣。我从来不撒谎，因为我缺乏灵感。我的爸爸当然也是如此。我知道他以为我做了可能患上梅毒的勾当。“你去哪儿了？他妈的。”我抬起头，以一种他希望看到的绝望的神情看着他。
“画画，”我说。
“画画？傻瓜。”
“是的，爸爸。”
“你画的是什么？”
“11号的宣传画。”
“一直画到早7点？”
“是的，爸爸。”
几乎是灵光一现，我看了看自己那双像调色板一样的手。溅到手上的颜料拯救了我。我举起手，就像电影中的青年面对土匪的瞄准一样。爸爸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我担心他会认为我是故意画上的。
“很好，”他说，“下次通知我们一声。”
他骄傲地看着我，每当他高兴的时候，脸上就会浮现这种表情，他挺着胸脯，好像一只雄鸽。当然了，我放下了胳膊，垂下了视线，这是因为我撒了谎，感到很羞愧。我觉得警察会突然之间闯进我家，把我抓走。我好像坐在电影院里，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一个男孩双腿夹着手，倒在人行道上。老家伙现在想打人了，他走向我的弟弟，轻轻敲打着他那杂草丛生的脑袋。
“你想干什么？怎么还不去学校？”他喊道。
我弟弟抓起桌子上的书包，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跑了出去。我也背上书包，走到洗漱池旁，沾湿了自己的额头和眼睛。
“你不吃早饭了？”妈妈问。
我心中充满了祖国的英雄主义，尤其是在被侮辱的时候，我用手指胡乱拢了拢头发，离开了家，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我不饿，”我说。
9点半正是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在院子里面寻找阒阳光，准备小睡一会儿，但是老天都在和我作对，没过多久，开始下起了小雨。
我走进教室，双臂交叠，躺在椅子上睡了一觉。懵懵懂懂中，我听到德语课的铃声响了。我想像着，我睡着了，全德国都知道我昨晚像马一样站了整整一晚，他们给我量体温，命令我回家休息，带给我爸爸一张条，而我自己要翻译给他听。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好的课，因为克尔伯格先生组织我们讨论一部我们年级上个星期在汉莎广场刚刚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话剧和名字叫《特例和规则》，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证明了富人会收买法官，而法官一点也不公正。我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在智利，法官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判处穷人有罪，而富人就算杀人也可以逍遥法外。智利的法官没人看得起。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怎么样。
课上到最后，老师让我们画幅画表现话剧的内容。我画了一个手提钱袋的正义女神，克尔伯格先生说我画得很好。我高兴地离开了学校。看到别人喜欢我做的东西，我总是很快乐。我是个很自恋的人。
我的快乐没有维持多久。我来到唱片店，苏菲娅简直望眼欲穿，一见我就开始哭。她说汉斯进了医院。汉斯就是昨晚被我揍趴下的人，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他的哥哥在到处找我。他想知道我的地址。一旦把我找到，他就会好好收拾我。
我一言不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最新的音乐剧刚刚开播，但是我没有半点心思收听。苏菲娅告诉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试图拉她的手，但她退缩了。她招待别的客人的时候，我看了看唱片的目录。然后苏菲娅走近我，对我说我们一段时期内不要再见面了。我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想见我了。她回答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甚至不能慢慢地抽根烟来度过这难堪的一刻。我觉得要是我慢慢地抽会儿烟，她就会拉住我的手，重新做我的女朋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烟，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踢足球。我越位了。
好吧，我对她说，如你所愿吧。
我离开了唱片店，耳朵发烫，双膝颤抖。在乌兰德大街，我来到了地铁站，我在月台上站了一个小时，看着去往维滕堡广场的短途列车来来往往。
总的来说，我不断地在失去。我没有了国家，苏菲娅不愿再见我，一个家伙满世界地找我想要收拾我，我让一个德国人进了医院。起码还有很多人挨了枪子。我没有钻进火车轮下，而是在阿尔布莱希特收集纸盒子，我很高兴地做着这些，两个小时以后，我结束了工作，满载着垃圾回到了家中。
家总是温馨的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创造这句话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撒谎奖。
我打开房门，妈妈告诉我有个人一直在打电话。他说德语，询问那个智利人。我妈妈简直是个直觉冠军。她问我究竟惹了什么麻烦。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电话旁，注视着电话，仿佛里面会突然奔出一只狂吠的狗一样。
五分钟之后，电话响了。我真希望那一刻双耳失聪。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便是任它响个不停。我用拳拄着下巴，希望铃声停止。此时，耳边传来妈妈甜美的声音：“电——话——”我拿起电话，将话筒远离耳朵，调整呼吸。
“喂？”那个人说。
我没有说话。我大概是害怕一旦我说了什么，那个家伙就会从话筒里蹦出来一样。
“喂？”他说，“你就是那个智利人？”
我轻轻地挂上了电话，然后，把手放在话筒上，好像希望擦拭掉信号的痕迹。我转向厨房，很想躲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一样。我夹紧双腿，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这时，铃声又响了。我的嘴里积攒了很多唾液，但是我一点没有觉察到。
我迅速地拿起话筒，贴近耳朵。现在我害怕的是妈妈会出现在我面前，听到这场谈话。就像每次抽奖的时候，我都会获得大奖一样。事情果真发生了：妈妈站在门楣下面擦盘子，对谈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喂？”那个声音说，声音有点刺耳，使我更加紧张。我遮住话筒，对妈妈说：“一个朋友。”“喂？你是那个智利人？”
“是的，”我清了清嗓子，说，“我就是。”
我妈妈还在用抹布擦着盘子。
“我刚才打电话给你，你挂断了。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
“不，”我说。
“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我说。
“真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问道，她还在勤劳地擦拭着盘子。
“我们在说德语。”我回答。
“我知道你们在说德语。你们究竟在讲什么？”
“等一会儿，”我对电话里的那个家伙说。我遮住话筒。“妈妈，让我好好打电话，行吗？”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母亲的关爱，她穿过走廊，离开了屋子。
“喂？”我说。
“喂！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好，”他说，“我是米切尔。”
我掩饰地问道：“米切尔是哪位？”
“冷静点儿，没什么。这并不重要。我是汉斯的哥哥。”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认识谁或不认识谁的问题。我弟弟现在在医院里。”
我只是呼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他进医院了吗？”
我看着走廊，怕妈妈突然出现。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空气稀少一般。“很严重，”他说。“很严重，”他重复了一下。
我想说：“真的吗？”但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会把你对待汉斯的行为加到你身上。”
“是的，”我说。
突然之间，我忘记了德语。我开始听不懂了。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是的，是的，脸上的表情简直像个白痴。
“你在哪儿？我要教训你一顿。”
“是的，”我说。
“要是汉斯死了，在警察抓你之前，我就会杀了你的。知道吗？”
“是的。”
“明白吗？”
“是的。”
“只要你离开家门一步，我就会收拾你，把你碎尸万段。听到了吗？智利人。”
“是的。”
“有种的话，咱们今天下午决斗，怎么样？5点钟，在美丽大街地铁站碰面。”
我看了看表。
“不，”我说。
“你害怕了？”
汗水浸湿了话筒。它仿佛是巧克力做的，慢慢地熔化。米切尔静了下来，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谈话的题目。我想问候一下他那可怜的弟弟。
“你弟弟进了哪家医院？”我问。
“就是你将要进的那家，小流氓。”
“别这样，米切尔。认真一点。”
“你还想带着鲜花和巧克力去看他不成？”
“不我只想知道一下。”
“他很严重。不能说话。我现在就想收拾你。”
此时，我好像从梦中惊醒。似乎别人往我头上泼了一盆水一样：米切尔是从哪儿弄来我的电话号码的？我眨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多亏了荷马逻辑思维的帮助，我得出结论：一定是我那个忠诚的情人苏菲娅·布劳恩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脑子里面，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就只剩下个疑问：米切尔是怎样从苏菲娅手中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对她拳打脚踢，这倒像他的作风，还是亲吻，温存，摸摸她这里，再摸摸她那里？
一种比刀伤更深更长的悲伤刺痛了我。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和第一次背叛。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体验，那么他都可以去创作歌曲了。我甚至在想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乌多·于尔根斯会不会写一首诗，诗中的女孩不仅侮辱了恋人，而且还把他的电话给了一个恶棍，让他找到他，教训他。在我的想像中，米切尔是一具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他闯进苏菲娅家里，撩起她的裙子，打开电视，伴随着音乐，她把我的藏身之处给了他。我确定我在桌子边得到的东西，米切尔在一分钟之内都享受到了。我确定他会很高，很帅，穿戴得体，拳头比铁还硬。
你们觉得我想过去见苏菲娅，然后教训一下这个叛徒吗？没有，我呆在电话旁边，非常难过，不可自拔。
“好吧，智利人，你来还是不来？”
“不，”我说。
“那么，等我抓住你……”
“……就会教训我一顿。你早就和我说过了。”
“那么……”
“你一个人？还有别人吗？”
我突然挂上了电话，就像打破一只鸡蛋，等待着从电话线里出来的拳打脚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最后几句话时那么勇敢，但是我现在就像在打架和踢足球一样，呼吸急促。
这一天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监视着窗户。有的时候，我看着鸭子和鸽子在河上飞过，却没一点心思看电视或是读杂志。后来，我打开了收音机，边听歌曲，边画苏菲娅的肖像。
爸爸回来了，他关掉了收音机，开始给同志们打电话，因为明天就是9月11日。另外，他很生气，智利人意见不一，结果居然要举行两个反对军政府的游行。我对此不感兴趣，尽管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每次聚会，还是要整晚争吵。我起来喝汤，在那之前，我撕碎了苏菲娅的照片，把它扔进了纸篓。
我睡不着。我看着反射在天花板上的河流，脑子里画着图画，但是没有用。我第一次觉察到睡觉的意义。我只希望在梦中飘来一朵乌云，带我远离这个家，这个城市。
天亮的时候，我才睡了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闹钟响了，妈妈穿着晨衣，给我们做早餐。
我好像听到了起床的乐曲：我赤裸着跑到窗口，看着街角，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我想告诉妈妈我生病了。我因为胃疼彻夜未眠而且去了好多次厕所。我走进厨房，和她说我病了，但是我爸爸冲我大喊，要我去洗漱，然后去学校。他向我做了一个出色的爱国演说，告诉我在9月11日生病有很多弊端。他跟着我来到洗漱室，对我说如果因为肚子疼就要死要活的话，想想那些父母被囚禁，饿着肚子的孩子，就会感觉好一点的。
我想关上门，安安静静地梳头，但是爸爸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我应该参加游行，和所有的人一起呼喊，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父亲令我心烦意乱，因为他总是重复一件我已经牢记在心的事情。梳好了头发，我把手指插入发中，又把它弄乱了。我觉得那些头发梳得溜光的人非常装腔作势。
我弟弟经常带三明治到学校去吃，妈妈用绿色的餐纸把三明治包好。但是他太贪吃了，总是在街角就打开，享起口福。然后在课间，他吃同学的三明治。他期待地看着别人，直到别人给他一小块三明治才罢休。
就在我弟弟打开三明治那一刹那，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们。好像突然之间我自己的影子沉重起来，又好像突然之间天塌了下来，压到了我的后背。
“我们得快点走，”我扯着达尼埃尔的胳膊肘，对他说。
“为什么？现在还早着呢。”
“别看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按着他的后脑勺，说了这番话，因为总是我说东，他就去做西。然后我不得不使劲拽着他的后脑勺，因为他狂奔起来。我也刹没住脚，拉着他跑了半个街区。
“放开我，”他说，“这样我没法咽下三明治了。”
“我会放开你。但是别看后面。要是你敢再跑，我就用书包打破你的脑袋。”
“他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因为有个人想打我。”
“为什么？”
“别说话。”
“不过，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你偷了东西了？”
我不得不打了他一拳。
“我说过了，不许说话。”
我们走得很快，我像平常天冷的时候那样缩着肩。但是天气很好。要是我没有那些麻烦，我一定会吹着品哨，看着那些鸟儿慢慢地飞过。
“为什么不报警？”
“我不能。”
“但是，为什么？”
“给我一块三明治。”
我得到了一小块三明治，漫不经心地咀嚼着。我没想咽下去。我咽不下去。衬衫的领子好像是水泥制成的。而相反，我的腿却轻飘飘的。
“你想让我偷偷地看看后面吗？”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吧。你装作看后面的车，注意点，好吗？”
“好的。”
“看看一共有多少人。”
“好的。”
“我们现在过马路。”
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带他在停满车辆的马路上穿过。我不想看到他是怎么向后看的。
“你看到了吗？”
“是的。”
“有多少人？”
“就一个。”
“长得怎么样？”
“很高大。”
“多高？”
“很高。”
“别跟傻瓜一样。比爸爸还高吗？”
“没有，那倒没有。”
“比我呢？”
“比你高。他应该有女朋友了。”
“他有十七岁吗？”
“可能有。”
在口中嚼了半天的面包终于被我吐掉了，我文明而又优雅地将它吐在了垃圾箱里。
“你会挨揍吗？”
“他抓到我，就会揍我。他穿什么衣服？”
“他穿了一件皮夹克，戴了一顶连耳的帽子。”
“偷偷地看看，告诉我他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达尼搔搔头，看着后面，好像看着天上的慧星。我弟弟是个很谨慎的人。
“怎么样？”
“和原来一样。”
“在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的地方。你得救了，我们到学校了。”
我突然想起，要是他不打我，而是向学校主任告状的话，岂不是更糟糕？我不由得想像着一边晒太阳，一边听训斥的情景。
我穿过校园，没有向任何人问好，径直走上了二楼的大厅，我探出头向外，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手插在兜里，站在栅栏前，盯着每一个进去的学生。他并不比我高多少，但也许是身穿皮外衣的缘故，他看上去很壮。我下来走进教室，整个早晨都无法集中精力。最后一节课，我走到彼得·舒尔茨旁边，询问他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回家，我会借给他最新一期的《活力》杂志。我选择了彼得，并不是因为他是最善良的，而是因为我们都叫他“千米先生”。他差不多有柱子那么高，腰身比酒桶还粗。
我想是我的恐惧感应了电话。我一进家门，电话就响了。那个米切尔好像算着时间追踪我的脚步一样。很遗憾我不能通过电话展示彼得·舒尔茨的威武。
“智利人？”
“是的。”
“你好吗？”
“很好，谢谢。”
正如诸位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礼貌不过的对话。就像他可能会马上邀请我去喝咖啡，品尝饼干一样。
“你呢？”我说。
“我也很好。我很高兴，因为我就要教训你了。我要把你踢成瘫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很困难，”我说。
我总是这样，舌头比思想跑得快。
“你不相信？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哦，是吗？你一个人还是一起上？”
事已至此，我颤抖得几乎拿不住电话，但是我说完最后一句后，电话里面一片寂静。
“喂？”我说。
“听着，智利人。今天下午5点我到你家门口找你决斗。我们单对单打一场。”
“今天不行，”我说。
“那就明天。明天5点。”
“随你便，”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我不知道是否说过我擅长把事情累积起来。突然之间，这一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突然之间，一天之内所有的事情都降临在我头上。9月11日，在克罗依茨贝格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智利人教那些德国人喊我们在智利使用的口号。他们学会了“团结的人民，不可能被打败”、“人民联盟，上台”，还有“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和我们同在”。他们好像只知道一个口号：“国际团结”。
那天对我们家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爸爸将在赫尔曼广场做了一场演讲。他们还为他安排了一位女翻译。她看上去很友好。我的父亲说上三句智利就会到感情，两分钟后，他就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呼喊，五分钟之后，他便涕泪横流。好在他得给翻译留出时间，这样他才可以调整呼吸和擤鼻子。我爸爸的演讲非常生动。我觉得他是一个善于把事情告诉别人的专家。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爸爸的名字，等到他不爱思考的那天，他一定会成为议员的。
我爸爸说皮诺切特现在举步维艰。这得感谢国际团结，智利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家。他还讲到那些被捕和受酷刑的同志，他高举拳头，高呼“我们必胜”，结束了演讲，听众的掌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想跑到舞台上祝贺他，但是人太多了，我过不去。当时大家齐声高呼着“国际团结”，主持集会的那个德国人拿起麦克风，他说“国际团结”的确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到了捐款的时间了。
乌尔斯看着大家拿出钱来支持抵抗运动，就在说笑间，居然积聚了相当的数量。我来到爸爸身边，伸出手，对他说：“真棒，爸爸。”他摸着我的头，对他的朋友们说：“这是我儿子。”他们递给我一只募捐箱，伴随着“美洲解放”乐队演唱的奇兰帕约的歌曲，我在人群中穿梭，对他们说：“同志，多捐点儿。”有个人正站在人群中，你们猜我在“国际团结”的人群中会看到谁？
不，这次你们猜错了。不是米切尔。那个人只不过，尊敬的读者，是我班上的同学埃迪特·克拉默而已，她身穿蓝色的牛仔衣，头上的发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两只手插在海蓝色的上衣兜里。
我捧着募捐箱，呆站在那里，我想用另一只手挡住它，因为我从来不为智利向我的同学乞讨，特别是埃迪特·克拉默（“小鬈毛”，她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这个女孩总是在9月和秋天写下悲伤的诗篇，又在4月的春天写下欢乐的文字。
我很想把手插进她的头发，先一个一个地摩挲她的发卷，然后再一起摸。但是，课间的时候，学校的女生们总是躲在校园的角落里，像小老鼠那样地笑着。很多女生的脸上长着星星一般的粉刺，恨不得每天花上十个小时的时间在脸上涂抹各种神奇的化妆品。
她们甚至公然在课堂上涂脂抹粉，一想起这点我就全身发抖。对我们这些同年级的男生，她们冷漠得近乎残酷。她们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只有那些高年级的男生才配得上她们，她们向那些男生抛媚眼，简直丑恶极了。当你走到她们身边，想和她们说句话的时候，说不上两句，她们便哈欠连天，连瞅都不瞅你一眼，因为她们是准备奉献给那些白马王子的。想和她们交朋友就好像刚开始下国际象棋就把皇后输了一样难。
总之，我们男孩子更喜欢在操场上踢足球，或者玩彩票。彩票让我们着迷，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样，我在这里见到“小鬈毛”，目瞪口呆，好像别人用贞节带堵住了我的嘴一样。
“你好，”她说。
“你好，”我说。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对话。
“你好吗？”
“很好。你呢？”
“很好。”
“很好。”
我们对视了千分之一秒，然后垂下视线，看着鞋，然后，我们环顾四周。
“人真多，是吗？”她说。
“的确很多。”
她看了看募捐箱。
“在捐款吗？”
我也看了看自己手上的东西，脸上现出漠然的表情。
“是的。”我说，“捐了一点儿。”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卷，难过地笑了。然后，她拽了拽站在旁边的一位先生的袖子，这位先生长着和她一样的鬈发，她用手指着我。
“这是卢乔，”她说，“我学校的智利同学。”
那男人伸出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很高兴认识你，同学。”他说。
“我的爸爸。”埃迪特说，接着，她用手指着募捐箱，“卢乔在捐款。”
克拉默先生把手伸进上衣兜里，掏出了一枚五马克的硬币。他把硬币投入箱子的缝隙里，走到他女儿前面，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看着我。
“在柏林过得好吗？”
“很好，先生。”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很好。”
此时，活动即将结束，在观众的要求下，“美洲解放”乐队演唱了歌曲《我们必胜》。克拉默先生松开了我的肩膀，唱着副歌，不过他只会唱“我们必胜”这一段，然后，他便看着我，让我来唱剩下的部分，但是没有用，我不得不耸耸肩，表示我不会，尽管看起来像个谎言，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学会过。我无法理解歌词，比如“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的熔炉，也不知道谁是那位勇敢的战士”。我感到很惭愧，决定以后去问爸爸这些是什么意思，弄得明明白白的，以便下次游行的时候能用上。
稍后，克拉默先生问埃迪特为什么不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无法理解“我们必胜”的歌词，我也同样无法理解女人。这些我是听爸爸说的，我惊叫了一声，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像我已经成为了她的男朋友一样。不过，女士们，先生们，她吻了我的脸颊，尽管只不过是嘴唇轻轻掠过，但是我的脸却红得和我的这件毛衣一样了。
“明天8点。”她对我说，然后挽着她爸爸的胳膊，朝我挥手告别，就像在火车站台上告别一样。
那天晚上，很多人来到我的家里，把所有的钱摆在桌子上。乌尔、亚力桑德拉和豪尔赫把硬币分成一堆一堆的。募捐箱里还有很多纸币。乌尔斯让我把一马克的硬币十个十个地分成堆，而我的弟弟则负责把芬尼十个十个地放在一起。
我时不时地斜眼看看达尼埃尔，因为这家伙经常买口香糖或者巧克力，完全有能力为抵抗运动捐一点钱。
总之，那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他们从熟食店买来鸡肉，开始喝酒，那天晚上，没有人吵架，大家都在不停地笑，爸爸让妈妈从柜子里面拿出了为下个星期准备的葡萄酒，他们一直喝到凌晨3点，依然乐此不疲，他们说明年将在智利度过9月18日，这是我们的国庆日，那天，人们将在公园里聚会，畅饮奇恰酒，德国人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酒。我一直很困惑，既然德国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很少那么多东西呢？
夜越来越深了，我却越来越沮丧。我真想绑住这美丽的夜晚，让我的余生永远生活在夜里。我爸爸伴随着蒂托的吉他，演唱着歌曲。妈妈和亚力桑德拉有点喝醉了，她们在笑。乌尔斯趴在桌子上。我的弟弟躺在地板上，在一只猫的旁边，睡熟了。
为什么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能永远地陪伴着他呢？我有时不相信上帝，因为我看到了在世上，人们需要费尽辛苦，才能换来幸福。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如果上帝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但他却不赐予人们幸福，那么上帝便不应该像宗教所宣扬的那样万能。最近，我总是思考这类问题，我喜欢与荷马讨论。他会运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向我解释在我脑袋里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不去拯救那些被智利军人杀害的同志。有一次，我甚至想给智利的大主教写封信，质问这一切，听说主教是个不错的人。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父亲时，他却说我是个傻瓜。由此可见，父亲并不喜欢哲学。
凌晨3点钟，他们发觉我还在听着蒂托的吉他，凝神思索着什么，妈妈看了看表，让我赶紧去睡觉。
“随他去吧，”我爸爸说，“反正这回他可以不去上学。”
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继续与朋友们交谈，一边品尝着西班牙的红葡萄酒，一边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有的时候，我的父亲也会温柔地对待我。
他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而我却想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去克拉默先生家，这可是我第一次去拜访德国家庭。我发现德国人很喜欢互送鲜花。但是，只要想想自己手捧一束鲜花去乘坐地铁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我不知道“小鬈毛”是不是个浪漫的人，但是我现在只是单纯地想想脸就很红了，那么，我站在克拉默先生家门口的时候，该会是什么脸色呢？
我想着这些问题，把我那个和蔼可亲的朋友米切尔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电话响了，是找乌尔斯的，我仿佛如梦初醒，一下子想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想像着也许不去上学，就能把我从噩梦拯救出来，我用腿夹住手，回味阒埃迪特印在我脸颊上的吻的芬芳，希望能入睡。我暗自问自己如果这吻是印在我的嘴唇上，那么该是什么感觉呢？那一夜，我仿佛成为了罗密欧。当然了，罗密欧在临死之前，至少和朱丽叶共度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睡着了，因为纷繁的思绪让我疲倦。另外，在歌声中，我还喝了一些酒。
第二天11点，我醒了，周围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只有达尼在打着呼噜。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夜里起床，替他翻身，让他暂时不打呼噜，这样，我才能睡着。到了爸爸妈妈挣更多钱的时候，我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会买一台唱机，在墙上贴很多的海报。我还要买有美女照片的杂志，把它们锁起来，免得被我弟弟看到，和我一样变坏。
我站在地在板上，脑子开始恢复了运转。我啃了半个多小时的手指甲，脑门比茶壶还要烫。我做了一个现代历史上费时最长的三明治。我抹上黄油，拿着刀子，呆坐了十分钟。我没有吃，走进洗漱间，为我和埃迪特·克拉默小姐的第一次约会梳妆打扮。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我的头上有一小撮头发垂下来，看上去非常滑稽，那些绅士们的头发可不是这样。苏菲娅曾说过我的笑容很亲切，有时，她希望我笑，结果我正好在笑。不过我也发现女孩子喜欢那种表情严肃的人。另外，如果一个人成天笑个不停，别人会认为他是个傻瓜。
我开始洗头。我一向认为惟一可以保护我的东西就是我那傻乎乎的头发。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在我妈妈的那只贪婪的剪刀下幸存下来的。对于我妈妈来说，最理想的男士发型就是士兵的平头。我洗了一个小时，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晾干头发。午饭的时候，我妈妈切了很多火腿，放在汤里，然后告诉我，她下午会去商店为我买一根皮带。
一切如常，没有故事发生。已经3点了，3点过后是4点，5点马上就到了，尽管我希望时间停止，但是它却飞快地溜过。从午饭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想着一个牛仔们的常用词儿“指定的时刻”。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念叨着“指定的时刻”。我试图想一些睿智的事情，来忘记这个词，但是我失败了。
4点半的时候，我来到爸爸的书房，想把这一切告诉他。我在他背后看着他，他正聚精会神地做着愚蠢的德语课后问题，比如： Herr Weber kauft die Fahrkarte und bestellt eine Platzkarte[德语：韦伯先生买了一张车票，并且订了一个座位。]。爸爸先问自己：“Wer hat eine Fahrkarte gekauft？[德语：谁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又自己回答：“Herr Weber hat eine Fahrkarte gekauft[德语：韦伯先生买了一张车票。]”。我爸爸以为想念好德语，就得像嘴里含着一只烟斗一样发音。单词如同石子一样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我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放在左脚的鞋里。我总是很担心别人会偷走我在阿尔布莱希特挣的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钱去见“小鬈毛”。
5点差5分的时候，我茫然地走下楼梯，坐在阴沟旁的邮筒边。我放在兜里的惟一一件东西是一把梳子。我触摸到了它，忽然想起要是我带的是一把铮铮作响的刀可能会更好。天色阴沉，令人压抑，我那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许正在希腊海滩的礁石间嬉戏。我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麻烦？没有办法让时间停止，同样也不可能让时间倒流。但是我还是想像着如果那天晚上我不和苏菲娅一起画海报，那么现在会怎样呢？也许，如果我从来都不认识苏菲娅的话会更好。我紧闭着双眼，想像着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突然，传来了一阵让我恐惧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我的身边，那个米切尔就坐在不断震动的车的上面。他穿的还是那件皮夹克，绿墨镜的带子垂在后颈上。他转了转摩托车的柄，机车吼着，几乎要像爆竹一样炸开了。
“你就是那个智利人？”他冲我喊道。
“是的，”我说，声音轻得连我自己也听不见。
“什么？”
“是的，”我喊道。
他依然扭着手柄。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我在学校里学过的事情：当那些印第安人第一次见到骑马的征服者的时候，他们竟以为马和人是一体的怪物。
“你来了？”他在机车的轰鸣中大喊着。这是一辆本田CB350，重达一百七十公斤。达尼有副纸牌，每张上都画有不同牌子的摩托车。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尽管今天一点阳光都没有。“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说。
“你就是那个让我弟弟住进医院的家伙？”
“这纯属偶然。”
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然后松开油门。街区里的一些孩子围在旁边，盯着我样。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脚抬起来，他就凑上去，把……放在你脚下？我真想就在这儿把你打死！”
我站在那里，裤管在不断地抖动。我看了周围的人，我发现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甚至他们连怜悯的眼神都不舍得给我。街区的孩子嘴张得大大的，艳羡地看着那辆摩托车。
“喂，米切尔。”我说，“我们不要打架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医院，我想让你弟弟原谅我。”
他把脸凑了过来，冲着我的脑门喊道。
“你疯了？你想让我带你去医院看望汉斯？你想让我的父母和警察知道是你伤害了他？”
我简直手足无措。我的脚趾蹭着鞋里的纸币，我本来是想用这钱给“小鬈毛”买点东西的。
“我希望向他道歉，而不是打架。”我说。
他松开了手柄，把那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伸到我面前，然后晃了一晃，好像充了电一般。
“告诉你，智利人。”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弟弟没有揭发你。你知道要是他把你供了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你会被驱逐出境的，白痴！你和你的父母都得滚蛋！傻瓜！你们还能去哪儿呢？你们就得像吉卜赛人一样！”
我吞下了一升唾沫。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无处藏身。
“真的吗？”
米切尔扶了扶墨镜，重新拧了拧油门。
“你想在哪里打？”
我昂起头，看着他的脸，想告诉他不要用眼神杀死我。
“现在吗？”
“你还想怎样？难道要我像医生那样和你约个时间吗？”
我在膝盖上擦了擦出汗的手。妈妈总是在我们的裤子上打上漂亮的皮补丁。我和我弟弟是柏林惟一的裤子上打补丁的人。
“哪里？”我忍住眼泪，说道。
“上车，带你去。”
“谢谢，米切尔，”我对他说。
我坐在车后座上，本田箭一般地冲了出去，我赶快用腿夹紧排气管，因为我不敢扶他的肩膀。
“抓住我的肩膀，没用的东西。”他向我喊道，“你要是在这儿死了，别人会找我麻烦的。”
我把手放了上去，那一刻，我仔细观察了这个男人的后背。它仿佛是水泥做的。“这个家伙会杀了我的，”我想。在十字路口，我几乎要跳下车，跑到旁边的学校里去。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还保留着一点点自尊自爱。我妈妈经常说对自己的爱是惟一不可以抛弃的东西。妈妈还常常说如果别人犯了错，她也会感到羞愧。
我现在就像乘上了一辆死亡列车。为什么我会坐上这辆摩托？为什么我会在下午5点的时候赴约？我在柏林已经生活一年了，从来没有人打过我，但是现在我招惹了一个人，这个米切尔却要把我打死，这究竟是为什么？
摩托车路过了斯托姆大街，然后左转，向团结广场驶去，我看到学校里的一些朋友正在那里等车。他们刚从体育馆出来。看到我经过，向我招手，我也向他们招手，他们注视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摩托车消失在西哈芬方向。我相信他们肯定认为我坐在本田CB350上幸福极了。
米切尔钻进了美丽大街地铁站，沿着铁路线一直向前开，最后到达了一个遍布垃圾、石块和废旧车厢的地方。看到这一切，我不禁又想问为什么。那里的天空也仿佛和这片泥洼地以及这些生锈的啤酒罐一样肮脏。
没有下雨，但是空气却潮乎乎的。没有轮船经过，起重机也没有工作。天色有些暗了。米切尔第一次松开了油门并关上了引擎。一阵隆隆声过后，机车安静下来，现在只听得见电车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行驶的声音。米切尔踢下支架，停住了车。
“这儿吗？”我问他。
“对，这里。”
我先从车上下来，随后，他也下了车，他伸了伸胳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好像我们现在正在沙滩上一样。我双手插兜，站在摩托车旁边。崭新的本田立在垃圾堆中，看上去非常怪异。
“好吧，智利人。你想怎样打？拳击？石块？你想怎样？”
“听着，米切尔，”我做了一个手势，好像神父一样安慰他。“我不想和你打架。首先，因为你很高很壮，其次，因为……”
“其次，因为你是一胆小鬼。”
他轻蔑地打了我一拳，我向后退了一小步，我盯着他，蜷缩着肩膀，双手护住胸口。
“我不是胆小鬼，”我说，“我不和你打架是因为我没有发火。我不想打你。人们总是因为发火才打架。”
他走到我面前，用膝盖狠狠地撞了下我护在胸前的手。我摇晃了一下，不过没有摔倒。我站稳脚步，垂着手看着他。
“你现在发火了吗？”
我想了想，说：
“不，米切尔，不，我没有发火。”
他用手扶了一下几乎滑到鼻子上的墨镜。我看着他，不知道手往哪儿放，只好又插到了裤兜里，摩擦着大腿。
他走得离我更近了，抬起腿，冲我的膝盖狠踢了一脚。
“现在呢？”
“现在什么？”
“你发火了吗？”
我伸出手，把指骨掰得劈啪作响。我忘记告诉你们我一向喜欢这亲做。苏菲娅曾说这是种没有教养的行为。
“没有，”我说。
“所有的智利人都像你一样胆小如鼠吗？”
“我不是胆小鬼，米切尔。智利人都很勇敢，比如奥希金斯、何塞·米格尔·卡雷拉以及阿尔图罗·普拉特。”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字。”
“还有阿连德。”
他拉开皮夹克的上衣口袋，从中取出了一根放了很久的烟头。他叼着烟，拉上了拉链。这种皮夹克在“海蒂”卖一百四十五元一件。我非常喜欢这种衣服。有一次，我甚至想把我攒的准备去希腊的钱花掉来买一件，米切尔拿出一只贴有裸体女郎图案的日本造打火机点着了烟头。
“我们也有自己的英雄。比如说俾斯麦。难道你认为俾斯麦是个胆小鬼吗？”
“我不知道，米切尔。我历史学得不好。不过如果你说他很勇敢，那我也这样认为。”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到地上。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过让我看看他是如何用靴子的后跟把烟头碾碎的。
“好了，”他说，“我们开始决斗吧。”
“好的，”我说。
我们站在原地。拉链“吱”的一声，米切尔解开了皮夹克。他把拳头放在脖子前面，我也照样做。他试探般地出拳，而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胳膊，紧握拳头，在我的鼻子前面上下摇晃。
“可是，告诉我，智利人。我打你的时候，你会自卫吗？”
我嘴里积攒了很多唾沫，费了好大力气才咽下去。
“是的，别打了。”
“你现在发火了吗？”
“没有。你呢？”
“一般。你小心了！”
他又将胳膊放在了前面，上下挥舞着拳头。我也这样做。我从来没有打过架。也许小时候打过，但是我不记得了。突然，他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的耳朵立刻热了起来，好像被滚烫的马刀刺中了一样。我歪倒下去，就在我要倒地的那一刻，他一掌打在我的嘴唇上，又把我拽了回来。我知道自己咬着了舌头，虽然我没有时间用手去摸，但是我感觉到了血的味道。
“你现在发火了吗？”
“你把我打出血了，恶棍！”
“给你点颜色看看。”
他踢了我的大腿一脚，我的耳朵又再次被他的拳头打得发热。我转过头去，恍惚地看到桥上有个男孩在看着我们。米切尔拉着我的衬衫，把我拽了起来，然后又把我推倒在地。这次，我感觉到嘴里进了很多土。一股尿水喷涌而出，我感到自己的腿上很脏。我踉踉跄跄地爬了起来。
“现在你该发火了吧，智利人。”
我用那只锤子般的拳头擦了擦脸和雾蒙蒙的眼镜。
“我要杀了你，”我喊道。
“可怜蛋儿，”他说。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他便用那钳子般的大手抓住了我，把我转过去，一边掐着我的脖子，一边用膝盖狠狠地踹我。他突然按住我的肚子，直到我使劲地用胳膊肘打了一下，他才放手。我们厮打着，时而打中，时而不中，累得大汗淋漓。
我连嗓子眼儿里都喷出了怒火。好像我的舌头和脖子上全是眼泪。但是，别人是不会看到我痛哭流涕的！我现在想抠出他的眼珠，用铁棍狠狠地砸他的脑袋。我的身体惟一需要的就是水，我甚至能够跪下乞求。突然之间，电钻般的一拳打中了我的鼻梁。
好像突然之间我置身于一个水池里，那里烟火四射，女人们的裙子在风中熊熊燃烧。好像五彩的玻璃突然炸开在我的眼前，不可思议！好像一座巨大的教堂在我的脑海里迸裂成一片一片，我的嘴也好像是盐做的一样。米切尔是一个纯粹的影子，我无法辨认他的面庞。我的生命里，总是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而我却不知该如何形容。
比如，那时，我和我的表姐妹们在那幢漆黑的房子里玩耍，她们笑着任我微微地触摸她们的双腿之间；地图的上面，所有的国家都裂成了碎块，好像受了伤一样；电影里面人猿泰山生活的黑色丛林；还有血流成河；这种种古怪的东西，米切尔就在那里，我却感觉不到他，我的脑子仿佛是一张放映电影的银幕，而我的嘴则变成了一只死鸟。米切尔握紧拳头，它仿佛要穿过我的皮肤和骨头，一直击中我的胃和心脏。
“米切尔，”我喊道，“他妈的，你要把我打死了。”
但是我却对自己的喊声恍然不觉。我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仿佛正值假期，我漂浮在蔚蓝色的安托法加斯塔的海上，我看见父母变成了熊熊的火焰，看到他们温柔的舔着我，我从妈妈的身体中出来，到处都是火焰。
我醒了，米切尔倒在我的旁边，我扔掉了石头。
他的嘴角边，血迹已经凝结。我看了看周围，全都沉浸在黑夜中。在柏林总是这样，当一个人向四周张望的时候，他会发现已经天黑了。这座城市就像是乌云制造的一样。我从头看到脚，不知道该如何停止自己的颤抖。那简直像电动的一样。我的躯体已不由我做主了。
我的头靠着摩托车的前轮，坐在地上，只想放声大哭一场。请原谅我，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哭过了。从前，每当爸爸妈妈收到智利的消息时，他们总会痛哭，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又有几分多愁善感，因此我也哭了起来。有一次，我爸爸喝着酒，两眼通红地走出房间，正好看到我在沙发上哭泣。
“你怎么哭了？”他问我。
“因为你们哭了，我很难过。”
“这不是理由。”他说，“人们之所以哭泣，是因为无法再继续忍受，或者是因为重要的事情。你明白吗？”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哭，我就打你一顿，让你哭得痛痛快快的，知道了吗？”
我爸爸很敏感，有时候我把他惹烦了，他会打我一下，但是他从来没痛打过我。我偷他的钱的那次他没痛打我；我装印第安人点篝火差点把圣地亚哥的房子烧了他也没痛打我。我想如果爸爸此刻看到我哭泣，等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什么。我觉得爸爸每过了十年，就越发体谅人。
我抑制住把一切痛苦都发泄出来的愿望，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想。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忧伤包围了，容不下其他任何东西。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雨点滴落在滚烫的脸上，感觉真的很舒服。
也许此刻，我的同学们正躺在地毯上看电视，也许他们正在品尝美味的猪排，我的爸爸也许正查着词典，读着《每日新闻》。我来到米切尔身边，把手放在他脖子上。
“米切尔，”我说，“别这样。你千万不要死。”
在我的心目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比这个遍布着矿渣和生锈铁轨的地狱强上百倍。我捡起一面破碎的镜子，放在他的嘴边。这一招我是从电影中学到的。如果镜子上结雾的话，那就说明他还活着。
“米格里托[西班牙语中米切尔的昵称]，”我说起了西班牙语，“你还活着，只不过摔倒了。醒醒吧，看看这面镜子。别难过，你还没死呢。”
我听了听他的心跳，不由得笑了，因为我感觉到了心脏的跳动声。
“起来，米切尔。你躺在这里，该怎么向你妈妈解释呀？醒醒吧。”
但是没有用。我仿佛看到桥上有人在走动。我想应该是原来我看到的那个男孩子，我向他做了个手势，让他下来帮我。但是我做了手势之后，他却跑了。更糟的是雨下得越来越大，好像老天爷踩下了油门一样。所有的一切都迅速地湿透了，天也越来越黑。我到处找着让米切尔避雨的地方，但是这里连个屋檐都没有，根本遮挡不了什么。
我一边在他的周围徘徊，一边掏着兜里的碎玻璃和小石子。雨点落在我身上，打湿了穿着的衬衫。我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把一个罐子里的水冲着米切尔的头淋了下去。
他的脑袋终于动了，睁开了眼睛，但是马上就合上了，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接着睡了过去。这时，雷电大作，仿佛是在为这场宇宙间的暴雨奏乐。也许暖暖和和地呆在家里，心情愉快地看着窗外的电闪雷鸣，会觉得雨景非常美丽。雨滴落到地主，溅起泥点，原本光亮整洁的摩托车现在脏极了。
我拉开他的上衣兜，拿了一具烟头，我刚才看他抽过。总共只有两个烟头了，我屈着身子，点着了香烟。烟雾滑过嗓子的感觉很舒服，我在慢慢地吸烟，地上一片泥泞，简直无法下脚。也许我下面要说的话很蠢，但是有的时候香烟的确是人最好的朋友。吸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一辆列车悲伤地驶过，天很冷，我开始发抖。我蜷缩在米切尔的身边，想着埃迪特，她也许正卷着头发，准备到门口迎接我。我想她的妈妈也许会买油醋拌碎肉招待我。说不定餐桌上还会有一瓶法国葡萄酒呢。我应该回答“不，谢谢，夫人，我不喝酒”这样才会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我想着埃迪特洋娃娃般的皮肤，喝了一点酒后会变得越发晶莹。“小鬈毛，小鬈毛，”我像鹦鹉一样，喃喃地重复着。
突然，米切尔动了一下，我看着他睁开了眼睛，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泥巴。我扶他坐了起来。雷声轰响，雨下得更大了。
“怎么回事？”他沙哑着嗓子说。
“我们刚才在决斗。”
“嗯，我知道，不过我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把你打倒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晃晃脑袋，抓着我的手，站了起来。
“那就是说你打败了我，”他说，“你把我打倒了。”雨下得很大，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把手指伸进鼻孔，紧张地掏着，好像在里面寻找什么东西。然后，歪了歪脑袋，敲了敲后颈，好像他刚才找到的东西可以扔在这里一样。
“下雨了，”他说。
这简直是没话找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做出这样一个睿智的判断。我拾起一张和我们一样被淋得湿透的报纸，铺在地上。
“你得知道，智利人，我们最好不要决斗了，我们快要感冒了。”
“我同意，”我说。
我们跳过了水坑，米切尔骑在摩托车上，这件宝贝一下子就开动了。马达渐渐热了起来，我一边拧着裤子，一边用脚趾摸着我的德国马克。我后悔没套个塑料袋，我的鞋子现在简直像个水塘一样。此外，我的脸又红又肿。说不定肿得像只葫芦呢。
“你把我的脸打肿了，”我冲着他的耳朵大喊。
他转过头，像医生那样托着我的下颌。
“那就算我们打了个平手。”他做出了裁决。
我严肃表示了赞同。
摩托车开了起来，这块地方比冰场还滑，我不得不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当然了，本田CB350的平稳性是世界闻名的。我们经过西门大街时，我对他说：
“喂，米切尔。我请你吃比萨饼吧。”
“你有钱吗？”
“有点儿。”
我们来到了一家位于斯托姆大街的比萨饼店，在我们进门的时候，门口居然出现了一小小水坑。意大利人嘴巴张得老大。我很遗憾，当时没带镜子，没法向你们形容我们的尊容。我觉得自己的嘴唇都肿得垂到了脖子，而米切尔的脸上全长是泥，只有一小块鼻子还露在外面。
为了平息我们引起的混乱，人和他走到最里面的桌子边坐下，服务生勉强压住恐惧，笑着走近我们。
“下雨了，是吧？”
意大利人非常富有洞察力。他们甚至不需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了两个加量的奶酪大虾比萨。我们一边喝着十二马克一瓶的基安蒂红葡萄酒，一边等着比萨饼上来。
“我会替你问候我弟弟。”米切尔说。
“谢谢，”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智利？”
“皮诺切特倒台的那一天。第一班飞机。”
“大约在什么时候？”
“不久以后。”
他喝了一口酒，痛苦地拍拍后颈。
“等你回到智利，我去看你。怎么样？”
“当然好了。”
“那儿的女人怎么样？”
“漂亮。那里的海滩很不错，你可以滑水。我们国家有一个摩托车赛冠军，名叫科特·霍曼，这是个德国名字。”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他一下子干掉了杯子里的酒，然后从皮夹克里拿出一个烟头。“阿连德很勇敢。”他说，“他真的独自一人与军队战斗吗？听说还和飞机战斗，是吗？”
“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我说，“很多同志牺牲在他身边。整个国家死了很多人。”
服务生端上了比萨饼，我觉得这馅饼简直可以挂在博物馆里，与蒙娜丽莎相媲美。我不知道该怎么吃掉它。我们倒满了酒，米切尔举起他的杯子，向我敬酒。我和他碰杯，我的心也震颤了一下。自从荷马和苏格拉底走后，这种我最喜欢的灵丹妙药就再也没让我激动过。
在一片光荣的寂静中，我们吃掉了最后的块馅饼。吃饱之后，我说：
“米切尔，你知道吗？你刚才打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要死了。”
“对不起。”
“不，不是因为你打我。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什么？”
“我看到了我出生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妈妈舔着我的脸颊。而且我的爸爸妈妈变成了火焰。你明白吗？”
米切尔喝了一口酒，然后双手插兜，靠在椅背上。
“这是因为你产生了幻觉。你知道什么是幻觉吗？”
“不知道，”我说，“我会去查词典的。”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幻觉就是对某事的预感。明白了吗？”
“差不多，”我含糊其辞。
其实我没明白。
“我会去查词典的。”我说。
付账的时候，我脱下左脚的鞋，在袜子里掏了半天，最后拿出一张一百马克的蓝票子。
“你把钱放在那里？”他仔细地看着我的光脚丫，问道。
“是的，”我说，“我怕别人偷走。”
“老兄，怎么不放在银行呢？”
“我不喜欢，”我说。
“所有的人都把钱存在银行里。褥子底下和袜子里面早就过时了。“
“喂，米切尔，咱们别因为银行这个话题而打架，好吗？”
“当然可以了。”
“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我同意。”服务生牵着钞票的一角，好像扯着尾巴看一只老鼠一样。
“怎么了？”我说，“这是张百元钞票。”
“我知道，”他说，“不过我从来没看过皱成这样的。”
星期一早上，我包着眼睛，来到了学校，“小鬈毛”不理我。我想接近她，但是她却和她的朋友们在洗手间里笑个不停。星期二，我把一个装满巧克力的盒子揣进了书包，盒子上贴着聂鲁达写的《二十首情诗》中的一首。我把它译成了德语，亲手抄了上去，并且在上面写道：巧克力和情诗献给你。文学课前，我把盒子放在她的座位上，然后离开了，心中猜想着脸羞得通红的她该是什么模样。
星期三，一张纸条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现在还作为证据保存着它，上面写着：周末我家有舞会。我邀请你参加。
星期四，我摘掉了眼睛上的包扎。星期六，我和她跳了贴面舞。“亲爱的，我希望你想我，”我向她表白，她回答说好。
麻烦的是爸爸问我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想溜进家门，却被他逮了个正着。我基本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打了我一下，三天没和我说话。星期五，米切尔·克鲁格来到了我家，这个人你们肯定认识，因为我正是和他在美丽大街地铁站里打了一架。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些关于皮诺切特的文章。他还带来了一瓶巴霍雷斯葡萄酒，价格就在标签上写着：八马克。
在我的房间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着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军乐。我们闲聊的时候，他问我他可以为打倒皮诺切特做些什么。我爸爸把乌尔斯的电话给了他，一个星期后，米切尔出现在智利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我爸爸看到他走进来，看了看我，说我是位“拉新主义者”。
这个词我也要在词典上好好查查。
(完)
《没关系》作者：[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作者简介】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armeta,1940-)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多年以来凭借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诸多成就,特别是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20几种文字,不但在拉美享有盛誉,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有影响、风头正劲的作家.
【内容简介】
9月11日，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害，很多人死亡，飞机向总统府投掷炸弹，在我的家里，有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总统府火光冲天.......